小火盆是我小时候上学取暖用的，极其简陋，准确地说是一个不大的洋瓷盆，在沿口边再锥几个眼儿，用铁丝穿起来便于提。盆里先得放半盆灰，上面再放些燃烧着的火炭，提溜着就到学校去了。天天如此，一个冬天念书都温暖。

　　那时候的乡村小学，不像现在会有取暖的设备。漫长的冬季，教室里的融融暖意靠的就是同学们从各家各户提来的小火盆。小火盆各式各样，有少数像我一样提着洋瓷盆的，也有提着比盆还小的洋瓷碗，还有的更小气，甚至用洋瓷茶缸做小火盆，不用说里面只装一点点火，只能烘个小手。更多的是大人用泥糊个泥盆，那家伙可笨重了，不小心摔一跤，泥盆就会“土崩瓦解”。还有人用敞口瓦罐装火，它“粉身碎骨”的风险就更大了。所以，当时我们提洋瓷盆无疑有点洋气，有点奢侈，当然也有点趾高气扬。

　　冬季天短，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是在火盆里烧炭。其办法是在盆里先放几截黑炭，然后找些易燃的干柴棍棍放在上边烧，将炭烧红了，就赶快去学校。烧好炭起码需要一二十分钟。那时候我有些赖床，哪怕多睡一会儿都是好的，母亲喊半天都叫不起。所以常常起迟了提着没有生着火的冷盆就往学校跑，到校后再向别的孩子要火种。可是，要的回数多了，同学会不高兴，甚至骂我是懒虫，免不了有些争吵磕碰。母亲知道后尽数落我的不是：大家都像你一样不生火，又在哪儿找火种啊？大家都提个冷盆去，那教室里还有什么暖呀？

　　母亲的话无疑是对的。然而，母亲还是想着让我多睡那么一会儿，她的办法是自己睡得更晚，在我们都睡了后，在火塘抑或灶洞为我留下火种。我至今都佩服母亲埋火种的技巧，因为没有一次失败的例子。早晨起来扒开灰就能看见红亮亮的一节火炭，放在盆里炭上，提着盆子在空中180度来回一轮舞，一会儿盆里的炭就跟着燃着了。等到学校，那盆中炭火就冒着淡淡的焰苗，温暖便亲切地向我扑来。许多年后，我还在请教母亲是怎样埋的火种，母亲竟然说出许多细节：如埋的火炭必须烧透，烧不透的炭容易埋灭；要埋在热灰里，若冷灰也会将火种埋灭；埋深了闭紧了，火炭在灰里面没了氧气会熄；埋浅了或者没有将火炭埋严实，不等到第二天早晨，火种早化成红火灰了……母亲为了我那温暖的小火盆，竟然“研究”得那么细微，我才知道，那红彤彤的火种，焉能不是母亲暖暖的爱呢！

　　就这样，红红火火的小火盆带着家的温馨父母的温暖，从四面八方，从各条小路，汇集到村校，挤进了那间装着两个年级的复式班的教室。教室里许多有趣的事情便与小火盆相伴而生了。记得当年小火盆练就了大家都有吹火的功夫。火炭在盆里烧一会儿面上会起一层白灰，不吹灰火就慢慢熄灭的，我们得在下课十分钟内收拾一下火，便像狗一样撅着屁股爬在地上嘬着嘴对着火盆使劲吹，甚至比赛吹，看谁能一口气先将火吹红吹旺。因为大家都吹，就将教室上空吹得白灰飞扬，像下起小雪花，桌面上落下是霜一般一层白灰。有灰的桌子也很好，桌面成了画板，我们的指头成了画笔，至于墨水在哪里——好办，我们嘴里有的是无穷无尽的唾沫呀！老师批评我们不讲卫生，可是一旦有了乐趣那是什么也不顾了。

　　那时的孩子用大人的话说，是饿牢里放出来的——嘴馋得要命。许许多多零食也会伴随着火盆一起来到教室。上课或者上自习是不能吃的，但大家会暗地里做吃的准备——是生红薯的就放在火边，是生土豆的埋在火灰里，是冷馍、冷柿子会直接架在炭火上……一切皆为那10分钟课间休息时短暂的口福。于是，整个教室会弥漫着一种诱人的香气，弄得大家都吞口水，无心听课。老师会批评大家是馋虫，但批评之余他的喉结也在脖子上运动。然而，有时会出现另一种刺鼻的臭味紧急搀和进来，老师会最先发出“谁烧臭了！”的警报，这一定是哪个同学的胶鞋架在火上烧坏了。这样的“安全事故”会时常发生，那时许多孩子穿着破烂的解放牌黄胶鞋，脚冻痛了就禁不住要架上火盆的。

　　记得班主任老师姓汪，个头不高，脸一直是火红色的，于是我们私下给他取的绰号是“红火炭儿”，后边那个儿化音足能表现我们对他的亲切。他人极好，和善，慈祥，没有脾气，有人说他像个爸，也有人说他更像个妈。他书教的十分出色，讲台一站就像冬天里的一盆火将大家吸引住了，能让人忘记冷。但更多的是直接能感受到他对我们的暖。譬如他会送烧坏胶鞋孩子一双棉鞋，他会把没有火盆的孩子的座位调整到两个有火盆的孩子之间，他背肚子痛的学生趟着冰水跑向医院……一天，汪老师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绰号“红火炭儿”，竟然没有恼怒，还像少女腼腆似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很多时候，汪老师都会说一句不断重复的话：“在世界上，会有一种暖，真的比火还要暖呐！”这话老是引起我的思考，所以至今都刻在我的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