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团徽的设计者？
作者：团县委 发布时间：2013-12-21 19:01:54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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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谁也没有关注谁是团徽的设计者。30多年后，她和她都认为自己是团徽的设计者。
中国现有3亿多青年，有近6000万共青团员。自有共青团团徽以来，大概有几亿共青团员戴过那枚闪闪发光的团徽。但几亿团员中有几个人打问过团徽的设计者是谁呢？
其实，就是团的最高首脑机关——共青团中央，在1959年5月正式颁行团徽以来，也没有公布过这个问题的结论，原因在于团徽从设计指导思想到构图都经历了一个集思广益、逐渐完善的复杂过程，无法以一个简单的结论明确哪一个人是团徽的设计者。所以在团徽设计征集工作基本结束时，为了向积极参与团徽设计工作的人表示感谢，团中央给他们，连同参与团旗、队旗、队徽及团歌、队歌创作的人每人一本硬皮笔记本和一份统一印制的表示感谢的公函（据承办人现在的回忆，当时这样的纪念品发出了80多份）。于是，历史在不知不觉中留给了后人一个悬案——
团徽的设计者是谁？
当历史悄悄地走过30多年后，一段原先用不着说清的史实面临着迫切需要说清的困境。事情是由当事人提起的，至于是什么原因使她们想起了30年前的这段史实，并不重要。总之，有人来到了团中央机关，要求出具有关证明。无疑，对于一个美术工作者来说，团徽设计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劳动。
但是，团中央无法给任何人出具证明，因为团徽设计稿及有关文字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散失。“团徽设计者是谁”于是成了一团难解的谜。
但历史毕竟不愿沉默。当许多团员青年询问团徽是谁设计时，《中国青年报》在1983年9月13日发表了署名韩景文的短文，文中提到：“团徽的设计者李国靖”，现在是“《人民文学》的美术编辑”。
此后，一段时间里各报刊大都沿用此说法。
1987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周庆写的人物专访《自己动手装点前进的里程碑——访十三大代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文中介绍到常沙娜的事迹时说，“还有共青团员胸前的团徽，也是由她设计的”。前面的结论便出现了分歧点。
此文一见报，李国靖便认为与事实不符，即致信《人民日报》，要求予以更正。《人民日报》社记者周庆也因此作了调查，可以想像，这一历史的谜团并非周庆一人所能解开的。
嗣后，又陆续有一些报刊提到李国靖是团徽的设计者。对于这些报道常沙娜是否读过，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段时间常沙娜未对此作出反应确是真的。1993年5月2日，《中国教育报》发表署名韦建元的短文《团旗、团徽的由来》，文曰：“1956年团中央征集团徽图案，用了两年多时间，共收到图案近千种。团中央把它们反复比较和研究，选了三个登在1958年第8期《中国青年》杂志上。这三个图案都是李国靖设计的。”次日，常沙娜就此作出反应，致函《中国教育报》，认为韦文与事实不符。两天后，常沙娜所在单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致函团中央，阐述如下观点：“李国靖同志仅根据几位同志的设计图案进行了综合，而不是图案创作的设计者。现在定型的团徽，实际上是以我院现教授常沙娜同志设计的方案为主体，经过集体讨论综合各方面的意见而定型的，应该说设计者是常沙娜同志。”
此后不久，李国靖也致函团中央书记处，要求查清此事。
团中央书记处决定委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就此机会查清此事。这是一场跨度40年、涉及海内外的艰难调查，而令调查人员感动的是，有几个身息重病的被采访者，在病榻旁所奉献的依然是对共青团那眷恋不舍的情怀。
1994年1月5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成了由郑洸、李玉琦、王连弟、方奕四人参加的调查组。
这是一场极少现成线索的调查。调查组不得不从翻阅1956年1月到1959年7月（自设计团徽工作始至正式颁行团徽期间）的全部《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以及团中央办公厅编的1956年至1959年的《团的文件汇编》，开始查找有关颁布、使用团徽的文件，但这些仅存的文件几乎没有明确记载谁是团徽设计者的资料。
几经周折，调查组在团中央档案室朱钦兰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当时在团中央宣传部自始至终参与此工作的干部郑荣时同志。
在郑荣时所提供的近万字的材料上有这么一段文字：“本来，有关团徽征集工作的资料，包括征集到的全部设计图案，都经过登记、编号、造册，完整地存放在宣传部群众文化科办公室里。遗憾的是，1969年4月，一声令下，宣布我为团中央五七干校的先遣队成员，且行期匆匆，迅即离开团中央机关，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想到是否需要办理有关清点、移交手续。从此，一别（团中央机关）多年，这些珍贵资料就全部失落了。”
于是，一切可供佐证的文字材料几乎都没有。但好在调查组遇到了许多热心的知情人，他们是：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罗毅、胡克实、王伟、项南、杨海波、路金栋等，原《中国青年》杂志社负责人方群、丁磐石及工作人员刘全聚、蒲以庄等，原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天祥、群众文化科科长尚祖钰、干部郑荣时，原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钟灵，中央工艺美院的周令钊、温练昌。
3月的上海，调查组同志来到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罗毅同志住处。此时的罗毅因患重病刚作过手术。当调查组的同志手捧一束鲜花出现在罗毅面前，向他转达团中央书记处对老书记的问候时，罗毅的眼睛闪烁着泪光，显得异常激动，他不顾护士的劝告，将接受采访的时间一再延长。
作为当事人的李国靖，此时也身患重病住进北京的一家医院。当调查组找到那家医院时，被告知鉴于李国靖虚弱的身体，不能接受采访。调查组只得委托李国靖家属在探视时利用录音采访。在断断续续半个月的时间里，李国靖向调查组提供了近一个小时的回忆录音带。
两位身患重病的人，他们或许想到了应趁着健在把知道的留给后人；或许根本没想到这些，只是因为曾在那面火红的团旗下奋斗过，对那段生活的眷恋之情，使他们在病榻之上，也依然想对那面团旗痴情地诉说。
出于同样的原因，远在美国探亲的原团中央宣传部群众文化科科长尚祖钰，在调查组打听到他时，他便积极配合，两次隔洋寄来有关回忆材料。胡克实、王伟、项南、路金栋等团中央的老书记，都热情地打来电话，谈自己对此事的看法，杨海波还亲笔写了回忆材料。
在调查组采访常沙娜时，她表示：50年代作为一名青年团员，在当初设计团徽时，没想到要在团徽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今天依然只是为了把团史上的这一件重要史实搞清楚。
或许，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感召下，一件历史的悬案，历时半年多，终于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团徽调查组的努力和众多热心的知情者的帮助下，逐渐解开了谜团。
在记忆中拼复历史确实很困难，但众人拼复的历史毕竟会少一些遗憾
经过艰难的调查，当调查组整理出数万字的文字材料，向团中央书记处汇报时，关于“团徽的设计者是谁”这一问题，便逐渐清晰了。
团徽的设计动议于1955年9月。1956年4月，团中央向各级团组织征集包括团徽在内的团旗、队旗、团歌、队歌、队徽的设计图样和词曲作品，同时还通过当时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钟灵在部分专业美术工作者中开展征集工作。当时作为中央美院实用艺术系的青年教师常沙娜参与并负责该院校内的团徽图样的设计征集工作。
至1956年10月底，团中央收到18个省市约200多位作者寄来的近600件团徽、团旗、队徽设计稿。之后，又在部分省市团组织内和部分美术工作者中继续征集团徽设计图样。在1957年2月团中央召开的团省、市委书记会议，当年5月9日团的二届五中全会和5月下旬举行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将设计图样展出以征求与会者意见，但与会者均认为没有令人满意的作品。
根据一年多来征集团徽设计的实践，1958年团中央书记处和宣传部的领导已形成了一定的想法。一天，团中央书记处负责此项工作的罗毅书记将团中央宣传部干部郑荣时叫到办公室，谈了书记处对团徽设计的想法，并嘱其找《中国青年》杂志社的一位美术编辑综合几个设计图案的长处，拿出一个新的设计图样来。罗毅当时还特别具体地对几个可供参考的图样谈了看法。
当天，郑荣时找到《中国青年》杂志的美术编辑李国靖，向她传达了罗毅的意见和要求，并请李国靖看了经过挑选的设计图样。
很快，李国靖向团中央宣传部交了三幅设计图。这三幅设计图经团中央书记处讨论后，决定刊发于1958年第8期《中国青年》杂志封底，向全团进一步征求意见。
1959年初，罗毅又通过郑荣时将李国靖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向他们谈了下述意见：经征求意见，大多数人认为第一个设计图样较好，但也有不足，即应把第二图样上写有“中国共青团”5个字的绶带放到第一图样中去，而团旗则应参照第三图样的方案进行修改，使团旗有飘动感。
李国靖很快拿出了标准图样并说明。
1959年4月29日，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将由李国靖画成的标准图和根据这个标准图制作的样章，送请中共中央审议，并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同志写了报告，提出于5月4日公布团徽的建议。4月30日，刘澜涛将此报告批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当天邓小平阅后批示：“刘、周、彭阅后退耀邦，拟同意五月四日公布。”接着，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圈阅表示同意。于是，1959年5月4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同时刊登了中国共青团团徽图样及团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的说明》。
关于团徽是谁设计的这一问题，参与或了解团徽设计过程的团中央的老同志一致认为：团徽的设计是全团上下和团内外热心参与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完全归功于哪个人不合适。这一观点在调查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被调查的材料所证实。或许正是因为团徽是集体创作，所以原定要发给团徽设计者的500元奖金，在团徽设计定稿后也没发出。
当然，在团徽设计中，李国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不能说她是团徽的唯一设计者，确切地说，她是团徽设计的最后完成者。常沙娜同样在团徽设计工作中表现十分突出，她在团中央刚开始征集团徽设计图时，就积极参加工作，她设计的图样颇有特色，在几次选送审查时，都在中选之列，她的名字给经办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9年8月《中国青年》杂志公布的三个团徽设计初选方案中，有常沙娜设计的成分，而且这部分内容在定型的团徽中也有体现。这是一些知情者回忆的共同点。
至此，历史大概作了一个交代。
中国现有3亿多青年，有近6000万共青团员。自有共青团团徽以来，大概有几亿共青团员戴过那枚闪闪发光的团徽。但几亿团员中有几个人打问过团徽的设计者是谁呢？
其实，就是团的最高首脑机关——共青团中央，在1959年5月正式颁行团徽以来，也没有公布过这个问题的结论，原因在于团徽从设计指导思想到构图都经历了一个集思广益、逐渐完善的复杂过程，无法以一个简单的结论明确哪一个人是团徽的设计者。所以在团徽设计征集工作基本结束时，为了向积极参与团徽设计工作的人表示感谢，团中央给他们，连同参与团旗、队旗、队徽及团歌、队歌创作的人每人一本硬皮笔记本和一份统一印制的表示感谢的公函（据承办人现在的回忆，当时这样的纪念品发出了80多份）。于是，历史在不知不觉中留给了后人一个悬案——
团徽的设计者是谁？
当历史悄悄地走过30多年后，一段原先用不着说清的史实面临着迫切需要说清的困境。事情是由当事人提起的，至于是什么原因使她们想起了30年前的这段史实，并不重要。总之，有人来到了团中央机关，要求出具有关证明。无疑，对于一个美术工作者来说，团徽设计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劳动。
但是，团中央无法给任何人出具证明，因为团徽设计稿及有关文字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散失。“团徽设计者是谁”于是成了一团难解的谜。
但历史毕竟不愿沉默。当许多团员青年询问团徽是谁设计时，《中国青年报》在1983年9月13日发表了署名韩景文的短文，文中提到：“团徽的设计者李国靖”，现在是“《人民文学》的美术编辑”。
此后，一段时间里各报刊大都沿用此说法。
1987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周庆写的人物专访《自己动手装点前进的里程碑——访十三大代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文中介绍到常沙娜的事迹时说，“还有共青团员胸前的团徽，也是由她设计的”。前面的结论便出现了分歧点。
此文一见报，李国靖便认为与事实不符，即致信《人民日报》，要求予以更正。《人民日报》社记者周庆也因此作了调查，可以想像，这一历史的谜团并非周庆一人所能解开的。
嗣后，又陆续有一些报刊提到李国靖是团徽的设计者。对于这些报道常沙娜是否读过，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段时间常沙娜未对此作出反应确是真的。1993年5月2日，《中国教育报》发表署名韦建元的短文《团旗、团徽的由来》，文曰：“1956年团中央征集团徽图案，用了两年多时间，共收到图案近千种。团中央把它们反复比较和研究，选了三个登在1958年第8期《中国青年》杂志上。这三个图案都是李国靖设计的。”次日，常沙娜就此作出反应，致函《中国教育报》，认为韦文与事实不符。两天后，常沙娜所在单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致函团中央，阐述如下观点：“李国靖同志仅根据几位同志的设计图案进行了综合，而不是图案创作的设计者。现在定型的团徽，实际上是以我院现教授常沙娜同志设计的方案为主体，经过集体讨论综合各方面的意见而定型的，应该说设计者是常沙娜同志。”
此后不久，李国靖也致函团中央书记处，要求查清此事。
团中央书记处决定委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就此机会查清此事。这是一场跨度40年、涉及海内外的艰难调查，而令调查人员感动的是，有几个身息重病的被采访者，在病榻旁所奉献的依然是对共青团那眷恋不舍的情怀。
1994年1月5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成了由郑洸、李玉琦、王连弟、方奕四人参加的调查组。
这是一场极少现成线索的调查。调查组不得不从翻阅1956年1月到1959年7月（自设计团徽工作始至正式颁行团徽期间）的全部《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以及团中央办公厅编的1956年至1959年的《团的文件汇编》，开始查找有关颁布、使用团徽的文件，但这些仅存的文件几乎没有明确记载谁是团徽设计者的资料。
几经周折，调查组在团中央档案室朱钦兰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当时在团中央宣传部自始至终参与此工作的干部郑荣时同志。
在郑荣时所提供的近万字的材料上有这么一段文字：“本来，有关团徽征集工作的资料，包括征集到的全部设计图案，都经过登记、编号、造册，完整地存放在宣传部群众文化科办公室里。遗憾的是，1969年4月，一声令下，宣布我为团中央五七干校的先遣队成员，且行期匆匆，迅即离开团中央机关，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想到是否需要办理有关清点、移交手续。从此，一别（团中央机关）多年，这些珍贵资料就全部失落了。”
于是，一切可供佐证的文字材料几乎都没有。但好在调查组遇到了许多热心的知情人，他们是：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罗毅、胡克实、王伟、项南、杨海波、路金栋等，原《中国青年》杂志社负责人方群、丁磐石及工作人员刘全聚、蒲以庄等，原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天祥、群众文化科科长尚祖钰、干部郑荣时，原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钟灵，中央工艺美院的周令钊、温练昌。
3月的上海，调查组同志来到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罗毅同志住处。此时的罗毅因患重病刚作过手术。当调查组的同志手捧一束鲜花出现在罗毅面前，向他转达团中央书记处对老书记的问候时，罗毅的眼睛闪烁着泪光，显得异常激动，他不顾护士的劝告，将接受采访的时间一再延长。
作为当事人的李国靖，此时也身患重病住进北京的一家医院。当调查组找到那家医院时，被告知鉴于李国靖虚弱的身体，不能接受采访。调查组只得委托李国靖家属在探视时利用录音采访。在断断续续半个月的时间里，李国靖向调查组提供了近一个小时的回忆录音带。
两位身患重病的人，他们或许想到了应趁着健在把知道的留给后人；或许根本没想到这些，只是因为曾在那面火红的团旗下奋斗过，对那段生活的眷恋之情，使他们在病榻之上，也依然想对那面团旗痴情地诉说。
出于同样的原因，远在美国探亲的原团中央宣传部群众文化科科长尚祖钰，在调查组打听到他时，他便积极配合，两次隔洋寄来有关回忆材料。胡克实、王伟、项南、路金栋等团中央的老书记，都热情地打来电话，谈自己对此事的看法，杨海波还亲笔写了回忆材料。
在调查组采访常沙娜时，她表示：50年代作为一名青年团员，在当初设计团徽时，没想到要在团徽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今天依然只是为了把团史上的这一件重要史实搞清楚。
或许，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感召下，一件历史的悬案，历时半年多，终于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团徽调查组的努力和众多热心的知情者的帮助下，逐渐解开了谜团。
在记忆中拼复历史确实很困难，但众人拼复的历史毕竟会少一些遗憾
经过艰难的调查，当调查组整理出数万字的文字材料，向团中央书记处汇报时，关于“团徽的设计者是谁”这一问题，便逐渐清晰了。
团徽的设计动议于1955年9月。1956年4月，团中央向各级团组织征集包括团徽在内的团旗、队旗、团歌、队歌、队徽的设计图样和词曲作品，同时还通过当时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钟灵在部分专业美术工作者中开展征集工作。当时作为中央美院实用艺术系的青年教师常沙娜参与并负责该院校内的团徽图样的设计征集工作。
至1956年10月底，团中央收到18个省市约200多位作者寄来的近600件团徽、团旗、队徽设计稿。之后，又在部分省市团组织内和部分美术工作者中继续征集团徽设计图样。在1957年2月团中央召开的团省、市委书记会议，当年5月9日团的二届五中全会和5月下旬举行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将设计图样展出以征求与会者意见，但与会者均认为没有令人满意的作品。
根据一年多来征集团徽设计的实践，1958年团中央书记处和宣传部的领导已形成了一定的想法。一天，团中央书记处负责此项工作的罗毅书记将团中央宣传部干部郑荣时叫到办公室，谈了书记处对团徽设计的想法，并嘱其找《中国青年》杂志社的一位美术编辑综合几个设计图案的长处，拿出一个新的设计图样来。罗毅当时还特别具体地对几个可供参考的图样谈了看法。
当天，郑荣时找到《中国青年》杂志的美术编辑李国靖，向她传达了罗毅的意见和要求，并请李国靖看了经过挑选的设计图样。
很快，李国靖向团中央宣传部交了三幅设计图。这三幅设计图经团中央书记处讨论后，决定刊发于1958年第8期《中国青年》杂志封底，向全团进一步征求意见。
1959年初，罗毅又通过郑荣时将李国靖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向他们谈了下述意见：经征求意见，大多数人认为第一个设计图样较好，但也有不足，即应把第二图样上写有“中国共青团”5个字的绶带放到第一图样中去，而团旗则应参照第三图样的方案进行修改，使团旗有飘动感。
李国靖很快拿出了标准图样并说明。
1959年4月29日，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将由李国靖画成的标准图和根据这个标准图制作的样章，送请中共中央审议，并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同志写了报告，提出于5月4日公布团徽的建议。4月30日，刘澜涛将此报告批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当天邓小平阅后批示：“刘、周、彭阅后退耀邦，拟同意五月四日公布。”接着，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圈阅表示同意。于是，1959年5月4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同时刊登了中国共青团团徽图样及团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的说明》。
关于团徽是谁设计的这一问题，参与或了解团徽设计过程的团中央的老同志一致认为：团徽的设计是全团上下和团内外热心参与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完全归功于哪个人不合适。这一观点在调查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被调查的材料所证实。或许正是因为团徽是集体创作，所以原定要发给团徽设计者的500元奖金，在团徽设计定稿后也没发出。
当然，在团徽设计中，李国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不能说她是团徽的唯一设计者，确切地说，她是团徽设计的最后完成者。常沙娜同样在团徽设计工作中表现十分突出，她在团中央刚开始征集团徽设计图时，就积极参加工作，她设计的图样颇有特色，在几次选送审查时，都在中选之列，她的名字给经办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9年8月《中国青年》杂志公布的三个团徽设计初选方案中，有常沙娜设计的成分，而且这部分内容在定型的团徽中也有体现。这是一些知情者回忆的共同点。
至此，历史大概作了一个交代。